第二十三章 大兴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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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生长在佛教之家，从小接受佛教思想当然懂得佛教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同样，佛教的兴盛也离不开封建统治层的支持，历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动向统治者靠扰。所以作为朝廷的镇守藩王，杨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佛教信仰者，他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人物，故他一到扬州，便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许，他在江都宣称：
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因为在亡陈之后，杨坚知道南陈宗教势力在南陈旧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故曾下诏把江南的大部分佛塔寺庙毁掉。这里杨广把父皇杨坚下诏毁掉江南佛塔的责任推到叛乱分子身上，其意即是表示在他镇守江南期间他将一改以往，保护佛教。杨广虽然信仰佛教，但是作为政治人物他需要的是利用宗教收揽人心稳定战后不稳的江南，所以江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智觊自然成了他要结交与拉拢的首要目标。
智觊（公元538—597年）俗姓陈，字德安，出身于“高宗茂绩盛传于谱史”的南朝门阀世家，18岁时因“家国殄丧”剃度出家，后投由北方南下且“名高嵩岳”的高僧慧思习禅，30岁时受师命往陈都建康“创宏禅法”，被陈宣帝尊为“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陈太建七年（575年），智觊往会稽天台山，创立了天台教团，十年后的至德二年（584年）才被陈后主以重礼迎回建康，后主以宫廷“羊车童子”相迎，“于大内起礼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杨广后来作的《江都宫乐歌》有“果下金鞍跃紫骝”句，写的就是当时的情景，是证当时智的声望之高。南但陈灭亡之际，“金陵讲席，扫土俱尽”，智觊“策杖荆湘，划迹云峰”，与杨广失之交臂，未得相见。
开皇九年（589年）十二月十七日，受命坐镇江都的秦王杨俊首先向智觊致书，存问“道体何如”。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杨坚又致书“敬问”。同年五月十九日，秦王杨俊再致书并“奉施沈香”，延请智觊前往江都。但智觊心存观望，婉言拒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杨广移镇江都后，也很快“遣使人往彼延屈”，给智觊送来《初迎书》：“希能轻举以沃虚襟，伫望来仪不乖眷意”。迎书自称“弟子杨广和南”，尊智觊为师，言辞十分诚恳。杨广还命有司修葺禅众寺以供智觊暂住，而“愿忘怀受施”，竭诚尽敬迎智觊来江都。
智觊仍求躲避，他“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诿不赴，“后举同学”，以他人自代。杨广则再三恳请，执弟子礼甚恭，智“三辞不免”，最后终于勉强答应前往江都。行前，智觊“仍求四愿”，即提出了四项前提条件。其一为“愿勿以禅法见期”，即请杨广不要期望过高，不要指望传授禅法；其二称“虽欲自慎，终恐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允许保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人格；“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要去就，……若通法愿许为法，勿嫌轻重”这是为自己传佛法而不阿世敬请谅解；四曰：“三十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这干脆就是声明自己此去应有来去自由。“四愿”言辞柔中有刚，表明智觊对隋朝或者说对杨广迟疑观望，力图在政治上保持一定距离。
杨广时“方希净戒，故妙愿唯诺，一一允诺”。并在开皇十一年（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内总管府金城殿设千僧会，隆重迎谒了智觊。会上智觊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自称“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迎，每虑缘差。值诸留难，亦即圣上心路豁然，乃披云雾，即销烦恼”，十分恭敬地拜智觊为师。戒毕智觊为杨广取法名曰“总持菩萨”，意为“功德圆满”的菩萨，杨广则奉智觊为“智者大师”，且“奉送供给隆重转倍于前”。这年杨广23岁，智觊已54岁，师徒关系就此确立。
然而，除主持“受律仪法”外，智觊在江都并不参与其它佛事活动，事毕后他当即请求重返“故林”。杨广一直坚持请他留下，智觊竟“佛衣而起”，称“先有明约，事无两违”。杨广“不敢重邀，合掌寻送”，当夜，智觊即“出居城外禅众寺”，杨广无奈，竟致“礼望目极衔泣而返”。智觊急欲西返，表明他不愿接受杨广政治上的控制，也表现出他孤傲倔强的个性和令人惊叹的胆量。杨广又让柳顾言“致书请留，待来年二月，约至栖霞送别”，智觊于是在城外住了几个月。
除了结交大师级别的佛教人物，杨广在江都新建立了四道场弘扬佛教。所谓道场，即佛教寺庙。江都四道场则除佛教的慧日、法云二道场外，还包括道教的玉清、金洞二玄坛，均设在江都城内总管府新官邸附近。《续高僧传》卷一五《义解篇?论曰》：“自爰初晋邸即位，道场慧日、法云广陈释侣；玉清、金洞备引李宗”。四道场广泛收纳名僧高道，“追征四远，有名释李，率来府供”。仅慧日道场招致的名僧就有智脱、洪哲、法澄、道庄、法轮、智矩、吉藏、慧觉、慧越、慧乘、法安、立身、法称等人。杨广称说过于城内建慧日道场，延屈龙象，意在“大弘佛事，盛转法轮”。
玉清、金洞二玄坛招致的江南道士也不在少数，史载杨广初镇扬州时，即“遣王子相、柳顾言迎道士王远知至扬州相见”。王远知出于南朝第一高门琅琊王氏，是梁朝着名道士陶弘景的高门弟子，南方道教的正统传人。《太平广记》卷二三引《谈宾录》曰：“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请王远知来江都四道场主持玉清玄坛，对江南道教界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表明杨广对道教也同样重视。在杨广大力扶持下，王远知遂成为隋及唐初道教界的翘楚。杨广还手书召隐道士徐则到扬州授道法，徐则未达而去世，为此杨广深表遗憾，赐给徐则家“物千段”，又“遣画工图其貌，令柳作赞”，置于玉清玄观。
四道场内除高僧道士外，杨广又“盛搜异艺，海岳搜扬”，收罗了不少艺僧。道教玉清玄坛有徐则画像，佛教慧日寺亦有“张善果画壁”。教界凡“一艺有称”者，即“三征别馆”。如会稽永欣寺僧智果，工书法，风格瘦劲，造次难类。杨广闻其名，召入四道场，并评论他和智永的书法说：智永“得王右军肉，智果得骨”。僧法论诗文才高，杨广“召论入道场，晨夕赏对，王有新文颂集，皆共询谋”。杨广还在江都组织僧人整理佛经，在慧日道场内立“宝台经藏”，将收集到的经卷命慧觉等高僧整理，“五时妙典，大备于斯”，共得四藏，“将十万轴”。杨广甚至亲自撰《宝台经藏愿文》。唐僧法琳记云：“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全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杨广的这些作为，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使得当时南陈旧地的佛教势力融入大隋，使得南北佛教信仰成为一体，这对于隔阂已久大南北来说意义重大。
晋王杨广在江都大弘佛道，与灭陈之时杨坚对江南教界的严厉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时杨坚以江南佛教“十滥六群，滋章江表”，而“别降纶言，既屏僧司，宪章律符”。父子二人虽手法不一，但是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对于宗教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要将江南教界的活动归于王朝的严密控制之下。《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二记曰：礼以家僧，不属州县，迄于终历，征访莫穷。
杨广生长在佛教之家，从小接受佛教思想当然懂得佛教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同样，佛教的兴盛也离不开封建统治层的支持，历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动向统治者靠扰。所以作为朝廷的镇守藩王，杨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佛教信仰者，他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人物，故他一到扬州，便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许，他在江都宣称：
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因为在亡陈之后，杨坚知道南陈宗教势力在南陈旧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故曾下诏把江南的大部分佛塔寺庙毁掉。这里杨广把父皇杨坚下诏毁掉江南佛塔的责任推到叛乱分子身上，其意即是表示在他镇守江南期间他将一改以往，保护佛教。杨广虽然信仰佛教，但是作为政治人物他需要的是利用宗教收揽人心稳定战后不稳的江南，所以江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智觊自然成了他要结交与拉拢的首要目标。
智觊（公元538—597年）俗姓陈，字德安，出身于“高宗茂绩盛传于谱史”的南朝门阀世家，18岁时因“家国殄丧”剃度出家，后投由北方南下且“名高嵩岳”的高僧慧思习禅，30岁时受师命往陈都建康“创宏禅法”，被陈宣帝尊为“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陈太建七年（575年），智觊往会稽天台山，创立了天台教团，十年后的至德二年（584年）才被陈后主以重礼迎回建康，后主以宫廷“羊车童子”相迎，“于大内起礼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杨广后来作的《江都宫乐歌》有“果下金鞍跃紫骝”句，写的就是当时的情景，是证当时智的声望之高。南但陈灭亡之际，“金陵讲席，扫土俱尽”，智觊“策杖荆湘，划迹云峰”，与杨广失之交臂，未得相见。
开皇九年（589年）十二月十七日，受命坐镇江都的秦王杨俊首先向智觊致书，存问“道体何如”。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杨坚又致书“敬问”。同年五月十九日，秦王杨俊再致书并“奉施沈香”，延请智觊前往江都。但智觊心存观望，婉言拒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杨广移镇江都后，也很快“遣使人往彼延屈”，给智觊送来《初迎书》：“希能轻举以沃虚襟，伫望来仪不乖眷意”。迎书自称“弟子杨广和南”，尊智觊为师，言辞十分诚恳。杨广还命有司修葺禅众寺以供智觊暂住，而“愿忘怀受施”，竭诚尽敬迎智觊来江都。
智觊仍求躲避，他“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诿不赴，“后举同学”，以他人自代。杨广则再三恳请，执弟子礼甚恭，智“三辞不免”，最后终于勉强答应前往江都。行前，智觊“仍求四愿”，即提出了四项前提条件。其一为“愿勿以禅法见期”，即请杨广不要期望过高，不要指望传授禅法；其二称“虽欲自慎，终恐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允许保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人格；“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要去就，……若通法愿许为法，勿嫌轻重”这是为自己传佛法而不阿世敬请谅解；四曰：“三十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这干脆就是声明自己此去应有来去自由。“四愿”言辞柔中有刚，表明智觊对隋朝或者说对杨广迟疑观望，力图在政治上保持一定距离。
杨广时“方希净戒，故妙愿唯诺，一一允诺”。并在开皇十一年（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内总管府金城殿设千僧会，隆重迎谒了智觊。会上智觊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自称“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迎，每虑缘差。值诸留难，亦即圣上心路豁然，乃披云雾，即销烦恼”，十分恭敬地拜智觊为师。戒毕智觊为杨广取法名曰“总持菩萨”，意为“功德圆满”的菩萨，杨广则奉智觊为“智者大师”，且“奉送供给隆重转倍于前”。这年杨广23岁，智觊已54岁，师徒关系就此确立。
然而，除主持“受律仪法”外，智觊在江都并不参与其它佛事活动，事毕后他当即请求重返“故林”。杨广一直坚持请他留下，智觊竟“佛衣而起”，称“先有明约，事无两违”。杨广“不敢重邀，合掌寻送”，当夜，智觊即“出居城外禅众寺”，杨广无奈，竟致“礼望目极衔泣而返”。智觊急欲西返，表明他不愿接受杨广政治上的控制，也表现出他孤傲倔强的个性和令人惊叹的胆量。杨广又让柳顾言“致书请留，待来年二月，约至栖霞送别”，智觊于是在城外住了几个月。
除了结交大师级别的佛教人物，杨广在江都新建立了四道场弘扬佛教。所谓道场，即佛教寺庙。江都四道场则除佛教的慧日、法云二道场外，还包括道教的玉清、金洞二玄坛，均设在江都城内总管府新官邸附近。《续高僧传》卷一五《义解篇?论曰》：“自爰初晋邸即位，道场慧日、法云广陈释侣；玉清、金洞备引李宗”。四道场广泛收纳名僧高道，“追征四远，有名释李，率来府供”。仅慧日道场招致的名僧就有智脱、洪哲、法澄、道庄、法轮、智矩、吉藏、慧觉、慧越、慧乘、法安、立身、法称等人。杨广称说过于城内建慧日道场，延屈龙象，意在“大弘佛事，盛转法轮”。
玉清、金洞二玄坛招致的江南道士也不在少数，史载杨广初镇扬州时，即“遣王子相、柳顾言迎道士王远知至扬州相见”。王远知出于南朝第一高门琅琊王氏，是梁朝着名道士陶弘景的高门弟子，南方道教的正统传人。《太平广记》卷二三引《谈宾录》曰：“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请王远知来江都四道场主持玉清玄坛，对江南道教界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表明杨广对道教也同样重视。在杨广大力扶持下，王远知遂成为隋及唐初道教界的翘楚。杨广还手书召隐道士徐则到扬州授道法，徐则未达而去世，为此杨广深表遗憾，赐给徐则家“物千段”，又“遣画工图其貌，令柳作赞”，置于玉清玄观。
四道场内除高僧道士外，杨广又“盛搜异艺，海岳搜扬”，收罗了不少艺僧。道教玉清玄坛有徐则画像，佛教慧日寺亦有“张善果画壁”。教界凡“一艺有称”者，即“三征别馆”。如会稽永欣寺僧智果，工书法，风格瘦劲，造次难类。杨广闻其名，召入四道场，并评论他和智永的书法说：智永“得王右军肉，智果得骨”。僧法论诗文才高，杨广“召论入道场，晨夕赏对，王有新文颂集，皆共询谋”。杨广还在江都组织僧人整理佛经，在慧日道场内立“宝台经藏”，将收集到的经卷命慧觉等高僧整理，“五时妙典，大备于斯”，共得四藏，“将十万轴”。杨广甚至亲自撰《宝台经藏愿文》。唐僧法琳记云：“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全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杨广的这些作为，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使得当时南陈旧地的佛教势力融入大隋，使得南北佛教信仰成为一体，这对于隔阂已久大南北来说意义重大。
晋王杨广在江都大弘佛道，与灭陈之时杨坚对江南教界的严厉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时杨坚以江南佛教“十滥六群，滋章江表”，而“别降纶言，既屏僧司，宪章律符”。父子二人虽手法不一，但是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对于宗教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要将江南教界的活动归于王朝的严密控制之下。《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二记曰：礼以家僧，不属州县，迄于终历，征访莫穷。